稳民心以振经济，企业等待致胜一击 | 写给中国经济的春天
你内心肯定有着某种火焰，能把你和其他人区别开来。
——约翰 · 马克斯韦尔·库切《青春》
至苦至真的年代，习惯困难将成为公司运营的常态，而常态化的困难也会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时代注解。应对越发复杂的局面，方向和方法双双不可或缺。“六稳”更是中央近期发出的最有力的方向性信号之一。但关键时期，稳什么最重要？稳民心。开宗明义，首先谈谈尽快出台托底政策的意义到底有多大。这一点可能许多人还没有意识到。如果说这次新冠肺炎真的是危中有机，转危为安的关键就在于重装系统，刷新认知。对国家、企业乃至个人而言，这都是扑灭不破的法则。破旧立新需要一个“破”的动作，这个动作够狠够快够精准，立新的过程就来得更及时更有效。动作漂亮重要吗？重要。但不仅能赢得这次抗疫的胜利，更从根本上把危难时刻变为深化改革的良机，才是当前最重要的。全球社会都正处于一个高度耦合的系统环境中，蝴蝶效应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发生，穷则独善其身的年代早已不再，一呼一吸之间，你我都命运攸关。全球对世界卫生组织的微词，其他国家对中国此次疫情的反应等等，多少都侧面验证了这一点。也正是因为系统之间如齿轮般的紧密咬合，导致最细小的故障都可能引发系统性崩溃的风险。马尔科夫模型告诉我们，历史本身就是个怪圈，当前社会治理的综合措施暂无法从体系上改变未来事件发生的概率，最终我们仍然会回到老路上去。就像一个有烟瘾的人，有人在他旁边拿根绳子训诫他，或许能让他一周不抽烟，但他心里的抵触情绪却会更强。如果你有办法成为他的良师益友，帮助他培养新的爱好和习惯，这才会真正让他戒烟。我们需要思考的是，拿着绳子的人是谁？又如何成为良师益友，从根本上改变局面？
危难时刻必是一次大考，还不带模拟的。国家的社会治理结构、处理危机的效率、分层管理的能力，道道都是必答题，也句句都是必选项。一直以来，我们自上而下社会治理的核心都是维持全社会和谐与稳定繁荣。但这一策略总免不了掉入路径依赖的陷阱，不仅没有改变系统可能面临崩溃的概率，反而将其中的风险因子一再平滑。异动看不到了，崩溃的来临就变成了“一夜之间”。正如这次新冠肺炎给人的感觉一样，许多武汉人在大年三十回家的车上，才亲眼看着疫情“一夜之间传遍朋友圈”。但是车都上了，大家只好硬着头皮冲进了疫区。戏剧人曹启泰说，那些让我们觉得忽然的事情，从来没有忽然过。政府应当转变思路，站在社会公共产品供给和服务者的角度上，更强调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服务者的角色定位，用更为敏感的社会感官发现系统异动，高效迅速地抑制可能爆发的系统性风险，并由此提升整个社会共同抗击风险的能力。所以，疫情带给我们的第一性思考，是政府应当摒弃当前社会治理模式的上帝视角，下沉到真正的社会公共生活服务中去，适应四中全会提出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的方向性指引，真正走向现代化的管理模式。没有比考砸之后更珍贵的顿悟时刻了。这场疫情，前所未有地凸显了精神自立与社会自治的重要性、紧迫性，也提供了恰逢其时的技术环境、物质条件和社会立场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国家治理和企业管理不存在本质差异。我常跟企业说，内部价值经营和外部价值创造是未来企业生存的第一大竞争力。对于一个国家而言，人民群众是它需要琢磨的精准市场人群，社会系统的管理能力、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给能力可以看作是内部价值，而国际社会上的声誉、国家的品牌形象则是其外部价值。中国不仅是个国家，它在全球市场上更是一个品牌。传递出属于中国的品牌内涵，讲好这个国家的故事，才是真正的“中国好声音”。再深一层说，除了思想上转换政府角色的定位，这更是各个地方大刀阔斧地推进产业结构转型的最佳战机，各地百姓们也正擦亮眼睛、端着心地细细品鉴，地方政府对重建灾后经济，到底注入了多少信心。这是出台多少临时性经济托底政策的差异吗？不，这是对当地经济发展雄心和目标的差异，更是对政府对未来社会蓝图描绘能力的一场大测验。当然，各地方都面临产业环境、经济结构、财政实力等许多不同。但大灾之后有大建，大建之后必有大变。灾后重建历来都是地方政府重新梳理政策招商引资、重整产业结构、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绝佳窗口期。经济增长的大比拼，从托底政策的制定时就已经开始了。有魄力的地方政府下发数十条政策，招招护住心脏；而有些地方政府却仍然采取跟随策略，小心翼翼。历史总会重赏大灾面前临危不乱、转危为安的人。决心是所有灾难事件的大敌，在立春之际，我们亟需破旧除新之勇。这对于各地政府而言才是真正的“打扫屋子迎新客，除去鄙习见佳人”。那么，结合当前地方政府已经出台的政策，改革的进度条加载了多少呢？我的判断是，不仅进度条加载太慢，整个系统的CPU都必须加速运转。我很早便发出政府出台减税让利的政策呼吁，相关媒体的报道也让大家逐渐意识到，2019年的寒冬最多只能算是个序曲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，尤其是对消费服务行业及广大中小微企业而言，能活下来，是2020年的第一道关卡。疫情对产业发展有好处吗？马克思主义哲学早就告诉我们，任何事物都要拆成两面去看。的确，疫情能够加速一部分落后产能的出清，这个速度会快过我们不断推进的供给侧改革进程，企业自身的质量优劣几乎在几个月内就能见之分晓。落后产能的出清势必会加快产业集聚，扛得下来的企业，会成为真正的金子选手。对大小企业而言，这都是审视自身发展模式，拓展商业边界的重要机遇；对于国家政府而言，这更是一波产业结构调整的天赐良机。但淘汰病马是否能够及时有效，在乎中央及各地政府的调控模式与政策力度。大家达成的基本共识是，政府需要托底经济，但在关键时刻给马喂上一口好粮，非但不会坏了一整个马厩，反而会让好马长得更健硕有力、用之其极。就在各地政府沸沸扬扬投粮喂马的时候，我们必须再度站出来，呼吁手持政策方向盘的中央挺身而出，让地方政府能够挺直腰板深谋改革，并出台更有普惠性的、长短期结合的经济托底计划，以“再一次入世”的意识决心，重新凝聚四十多年的改革共识，为民发力，惠己达众。这次抗疫，疫情的胜利早晚会来，但对政府执政能力的检验却是更难的关卡，关关难过关关过，我们走到了最紧要的时刻。未来10天非常关键。除了部分企业可申请远程办公外，全国大多数地区都在2月10日陆续复工，这一波返工潮对疫情控制的节奏非常重要。同样重要的还有返工后的企业，可能面临更大的现金流风险，并且风险因子会随着疫情的发展态势不停变化。西贝说现金流撑不过三个月，这不是头部企业在自说自话，而是大将军冒险在替整个军营呼吁。更多的中小企业主都陆续发声，留给企业的时间不多了，伤痕累累的中国经济就差一口良药，而药方就在政府手上。改革开放四十多年艰苦卓绝的努力下，我们才建成了当前的良性产业结构，第三产业的贡献率达到57%，消费服务行业作为社会生活的基础设施才真正走向巩固期。保驾护航的消费服务业，及千万的民营中小微企业不容有失。大家或许没有意识到，我们正处于“中国版马歇尔计划”的宏大历史背景下。早动手、早反弹、早纾困、早发展、早恢复。留得好企业，何惧无税收？这一次湖北的新冠疫情，我们输在哪里？时间是一大劲敌。如果能够更精准地把握住疫情传播的窗口期，或许事态并不会严重至此。我们毕竟是一个百万亿经济总量的超级巨人了，未来走的每一步，都要依靠这股人无我有、人有我先的胆魄，而不可瞻前顾后、扭扭捏捏。第二，决定政策有效性关键在发力点。发力点无他，现金流最根本。正如我们很早就呼吁的一样，这一次政府的经济托底，必须是真金白银，来不得半点虚的。从2月份以来各地政府出台的政策来看，社保返还、延缓报税、延缓社保调升、发放房税补贴等成为了政府文件里出现次数最多的词。央行也以利率招标的方式进行了1.2万亿逆回购，作用类似于降息，但降息的主要作用是在稳定金融市场情绪，对企业的帮助有限。政策既然是为了纾困与发展，首先政府应该深刻理解到目前企业的“困境”到底是什么，其次纾困的利好链条不能太复杂，政策产生作用的周期更不能太长。
我们并不是号召政策无差别地给企业撒钱，这是负反馈循环的非正常市场干预。我们更加希望政府通过减税让利、财政支援等优惠手段，将现金流投放至值得救助的好企业身上。减税，是把企业产生的税收变相还给他们作为经营资金，而缴纳税收，正是好企业最重要的标志之一。我倡导2020年上半年甚至全年的企业增值税全部免除；所得税上，对于盈利情况好、已经缴纳过所得税的企业进行税收返还，将更多的现金流投向经营。同时，短期的减免返还配合长期的税制改革，修改流转税的税种制度，以消费税取代增值税，并考虑将价内税改为价外税。更长期的角度看，增值税应当再减免降低甚至取消，税费不再和营业额挂钩，而在流通环节与商品消费的最终计价金额挂钩，扭转增值税遏制中小企业发展从而形成的逆向淘汰困局。让利政策上，多方面的补贴是主角。对业主单位给予2~6个月的房租补贴，通过发放补贴券、缓交或减免社保的方式给予人力补贴，通过企业劳资的友好协商加强灵活用工，并发放相应的工资与抗疫物资补助等。此外，具体的信贷政策和财政纾困也非常关键，这将直接有效地防止优质企业的资金链断裂和信用破产。信贷方面，中央应当挺身而出，针对特定群体如中小企业提供财政特定低息补贴，并鼓励银行给予优质企业更强的增信评级，简化贷款流程以争取时间优势，对消费服务业开放绿色通道等，降低企业的实际信贷压力。直接融资也需要积极发力，抓住注册制的政策改革，让更多优质企业得到进入资本市场的机会，其次针对消费服务行业进行更多的上市政策优待。财政部门更可通过发行财政专项债的形式，定向扶持消费服务行业等核心领域的中小微企业，不再把资金投向机场高铁等砖头、水泥、瓦片上，而是投放到真正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消费、服务、科技等未来行业上，更投向真正踏实勤勉、艰苦卓越的中国企业家精神上。守住精神，才守住根本。这是国家现代综合治理能力和体系的软硬转换，发展竞争力从硬实力走向软实力，加速更具现代化意义的治理精进。此外，我们倡议设立专门的纾困发展基金，激活财政转移支付手段，充分释放生产要素的供给约束，促进消费长期稳定增长。媒体是思想的守夜人，舆论环境的有效监督与透明管理，会带来更为积极的信息流动，也在社会主体之间的创造更为良好的关系互动。市场化媒体在此次疫情报道中的关键作用有目共睹，作为有责任的投资机构，我们仍然愿意倡导一个更加理性文明的舆论场。正能量要有，但公共舆论的监督体系也是社会公民的共建之责。总结来说，短期的经济托底政策的确重要，这也是大家近期集中呼吁的。但在我看来，短期托底必须结合长期改革深化。首先是从系统迭代的角度刷新国家层面的治理思路，从单纯治理走向综合管理，从维持稳定走向提供社会公共服务；其次是通过此次疫情的浴火重生，促进管理体制的升级，以实际行动进行现代公民的社会教育，将围绕教育的社会运动与政治启蒙，诉诸这个大灾之年的开端。政治经济上，我们常常探讨国家与人民的关系，而此时我更想聊聊国家与企业家的关系。民营企业贡献了经济社会的“56789”—全社会50%的税收，60%的国内生产总值，70%的技术创新成果，80%的城镇劳动就业，90%的企业数量。危难时刻，出钱出力的是他们，兜着社会就业的底，做着改善民生的事。过去的四十年是企业家的黄金四十年。但若说苦，也是真的苦。融资利率高、企业增信难、两分化的发展体系，明明是最健硕的运动员，却偏偏抽不到个好签。这次疫情爆发的最初，民营企业们支撑起了疫情的一道防护墙。他们捐款出力，有医疗资源的随时待命，有外卖服务的保证外卖，有海外分支的第一时间调配物资，如此等等，不一而足。正如熊彼特创新理论里说，经济发展的根源是企业家的创新。国家和企业家是命运同脉的。政府应当从这一刻开始，给予这个群体真正的尊重和爱护，让能够创造活水的去涌流，能够激荡山川的去冲浪。社会动能才能彻底地激活。今后的企业都将是社会企业，这意味着社会责任本身即商业责任，开放精神本身即竞争能力，协作机制本身即组织优势。未来一个公司的开放程度，将远超出一般人所能理解的业务逻辑，当今中国的商业新范式和新文明，或许都将因为这一次的疫情而重新书写。借这次疫情之机，政府何不痛下改革决心，为民营企业营造更公平的营商环境，基于市场中性的原则，给予更有竞争力的企业以尊重、鼓励和适度的资源调配，营造政府与企业家良好互动的良性关系。政府体恤企业，企业为政府分忧。修葺二者关系，企业家将有更大的决心和更强的动力取之于社会，反馈于社会。而在这样的体制格局下，中国商业社会才能焕发新的伦理与文明，社会企业家阶层会如同城墙一般，坚实扛起中华的脊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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